泸顺起义中的政治抉择及影响【北京28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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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5月22日《国民公报》报道:“拥蒋各军又认刘伯承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5月12日,刘湘再次发出“讨伐”沪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诬蔑之能事,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随即又调集大批部队向泸州增援,妄想一举扑灭泸州义军。为加强进攻火力,刘湘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装备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机枪等,对泸州展开猛烈的进攻。

至此,泸顺起义发生重大变化,预定占领绥定、接应北伐已不可能。究其原因,一是中共重庆地委对参与起义队伍的掌控力不足;二是参与起义的四川各军阀动机不一,部分将领防区意识深厚,关键时刻不服从指挥,不能够根据形势坚决放弃泸州和顺庆,这对泸顺起义是致命的;三是围攻顺庆的军阀们互相配合,行动迅速。

1927年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终于翻山越岭来到了西安。但他们已身无分文,幸而有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的接济,帮他们筹集路费,他们才经郑州最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

  在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的3天之后,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消息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一大”会议正在进行。

原载:《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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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棠乡已成立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五百多人。普安乡已组织两个农民协会,共四百多人。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商民协会一个,各百余人。”

9月10日,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在汇报中评点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童庸生着重提出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队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集中并宣布中立,此时,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那么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参见《泸顺起义》,第39—42页。】

快到荣县时忽然前面来了一乘小轿和一列马队。轿子里是敌军师长兰文彬。刘伯承等警觉地停步迅速隐蔽起来。一个士兵上前禀报道:“报告师长,荣县到了,还没有找到刘伯承。”敌师长没好气地命令道:“刘伯承惯于声东击西,快!给我搜!”躲在丛林中的刘伯承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待敌军马队过后,他们趁机向山里走去。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又拄着手杖,迈开双脚,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

但是,中共重庆地委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四川各军阀极度忍让、密谋反击的隐患中取得的。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毫不犹豫采取反击。而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给了四川军阀反击的机会。他们想方设法越过莲花池省党部,通过派人、专电等方式与蒋介石建立起直接联系,明确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

起初,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富顺城下。看到城墙上贴着一张五尺见方的大纸“通缉令”,上面醒目地印着自己的画像,言明悬赏5万元大洋换取自己的人头。他风趣地对两位部下说:“富顺城不能进了,把5万块大洋留着以后花吧!”他们三人钻入密林朝荣县方向走去。

  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2000多人,由梁山猫儿寨经达县大树坝、葫芦潭到达开江。刘伯承与黄慕颜等人联衔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陈述落后、闭塞的四川尤需革命的理由,报告已“于12月东、江①两日,肃清反动分子,举义泸、顺,响应北伐。并为军事统一计,推选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黄慕颜同志为副总指挥,党国大事,义不容辞。??伯承等既为民众利益而兴师,誓当为之奋斗到底!大义所在,矢志不渝。”②此时,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闇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闇公先后抵达万县,与朱德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顺庆善后和泸州方面的军务,并对杨森进行工作,利用他与刘湘的矛盾来牵制刘湘。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这也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重要体现,即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掌握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于是,刘伯承与他的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了泸州城。一行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途中遇到土匪抢劫,猛虎挡道,但都被他们机敏勇敢地战胜而化险为夷。一路上虽然历经了千难万险,但刘伯承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在刘伯承总指挥的主持下,起义军设立了总指挥部,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恢复了社会秩序。

顺庆形势更加危急。何光烈逃出顺庆后,立即发电请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三方立即响应。12月13日、14日,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陈书农部两个团,以及何光烈残部,分数路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敌情和起义计划,提出撤离顺庆,以全部兵力夺取绥定作为根据地的方案,但秦汉三、杜伯乾两部不同意,刘伯承只能组织部队以攻为守。15日,因秦汉三下属火线倒戈,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顺庆,22日转移至杨森防地开江。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1912年2月,刘伯承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刘伯承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为了摆脱说客们的纠缠,刘伯承决定赴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县)张仲铭的家里静养。在这里,刘伯承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

1926年9月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深孚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6年12月,由于敌情变化和情况紧急,刘伯承率12000人分别于1日和3日提前发动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9日,他到达顺庆,10日他率起义军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起义震动了四川反动军阀并很快向顺庆扑来,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率部于16日撤离顺庆;1927年1月下旬他到达泸州发动民众,整顿部队。

  代表。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新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报告,介绍四川各军阀军事实力,以及在当前时局下四川形势的变化和军阀的动向,重点强调各军阀已开始主动接近四川国民党人。

朱德握着刘伯承的手,深沉而又兴奋地说:“伯承同志,你们辛苦啦!你来得太及时了!”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定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四、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这《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一、起义爆发前四川的政治格局

后来有一天,他们正行走在一座高山密林中时,冷不防在半坡上遇到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来。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了那只凶猛的老虎。刘伯承上前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以免惊动了它。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登上了渡船。刘伯承长舒一口气幽默地对老虎拱拱手说:“老虎,老虎,多谢了,这回没有帮倒忙。”大伙都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大笑起来。

  为了巩固和扩大泸州起义的成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于1927年1月中旬在万县开了军委会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与发展趋势,商讨了控制泸州的方案。最后决定:由刘伯承即刻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1月下旬,刘伯承赶到了泸州城。针对起义军内部涣散不统一的状况,他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他颁布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命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总指挥刘伯承。”印刷后广为张贴。

12月1日,未经中共重庆地委同意,袁品文、陈兰亭两旅在泸州突然起义,解决了赖心辉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2日占领泸州城,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3日,因何光烈突然要求各部营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提前发动起义,何光烈只身逃离顺庆。杨闇公立即通知刘伯承到合川,组织黄慕颜旅起程赴顺庆;另派人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抵达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队伍达到7000余人,并于10日举行誓师大会,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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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14两日,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

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在9月22日为配合北伐安排各地工作的内容中亦可窥见。这些工作共计16项,其在农民运动中要求“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2页。】。10月底,刘伯承在接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回四川负责军事工作时曾专程取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相关情况。11月上旬,他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在万县的朱德通报,主要内容有:积极开展军事活动,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争取一些四川军阀投靠革命,分化军阀的势力;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使军事运动有群众基础;在旧军队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注意培养新的力量。【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第75页。】该指示内容与8月23日中央对重庆地委的指示内容基本一致。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沱江是城防的薄弱部位。袁品文部共产党员许剑霜团在这里布防,从大河街管驿咀至枇杷沟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沿河岸设置散浮木等作障碍物。又在大竹篓中装进石块沉入河底,使敌船无法靠岸。

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北洋军阀附庸,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湘派兵围困泸州。3月31日,刘湘在重庆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三·三一”惨案。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并加了前言。5月12日,刘湘再次“讨伐”泸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污蔑,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政。”“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围城敌军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刘湘开出5万元的赏格要捉拿刘伯承。起义军中一些投机分子也蠢蠢欲动。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5月16日,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一路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在上海,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此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生机,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极大的鼓舞。

这种情况下,将泸州和顺庆两支部队进行固守和整顿成为唯一的选择。泸州方面,刘伯承1月下旬亲赴泸州进行整顿;开江方面,顺庆起义部队开展整顿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理论,其最大的问题是粮饷难以维持。【参见《泸顺起义》,第203页。】

何去何从?刘伯承毅然决然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找党去!

  刘湘在重庆等地施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派兵向泸州进逼,从4月13日起,先后占领小市、排山拗、滩尝胡市等地。贵州军阀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带。形成了对泸州的包围态势。

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决策及博弈错综复杂。本文基于相关材料,进一步阐释泸顺起义的全过程,通过剖析起义前后各方政治力量对起义的反应和应对,以重新审视泸顺起义,并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泸州顺庆起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的舆论称泸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萧克将军讲: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若俄国1905年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泸顺起义除了让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尝试了武装斗争及创建新型军队外,还发现了刘伯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时加了前言,严正指出:“刘湘与蒋逆勾结,肆意屠杀民众,极反动之能事,业经中央免职,交刘伯承等拿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于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伐之决心,观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见一斑。”

7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军”【《湘战中之川鄂新风云》,《申报》1926年7月31日。】的态度。8月下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湘中所传川将领态度》,《申报》1926年8月24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又与刘成勋在8月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当然,就如当时的《申报》所评:“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东方社27日汉口电》,《申报》1926年8月30日。】,此时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后来,刘伯承等一路奔波来到了川东的达县。在山谷中他们正行走着,突然前面窜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拦路抢劫。韩百诚、周国淦眼疾手快地拔出手枪,刘伯承乘势大声喝道:“我们手里有枪,快放下屠刀!”那几个土匪见来人气势不凡,立即放下大刀叩头求饶。

  第一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随着北伐形势愈渐明朗,四川军阀开始主动改变态度。他们既与蒋介石接触,也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输诚。各军阀将领纷纷“在莲花池党部登记入党”,以致“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99页。】。11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四川及贵州之刘、袁及其部属,皆来私自通款,争前恐后,思谋独立。二星期来,摇憾惊骇,杌隉不定之局势,控制推移,捷于桴鼓。抚今思昔,反观一般所为,岂不可叹可恨可笑又可怜耶。”【《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15页。】蒋介石随即在11月27日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分别兼任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和二十四军的军长,刘湘担任主席。【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3页。】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8页。】

1912年底,刘伯承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刘伯承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五师第九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多年来与北洋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实践,使刘伯承认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开始对四川各派军阀部队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吴玉章、杨闇公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并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配合北伐战争。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当即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的态度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参见《泸顺起义》,第43、44页。】

  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最后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即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渐而与破裂之奉系联络,以救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同时,泸顺起义存在两个严重不足:一是事起仓促,未得到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中央的充分支持。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以为起义是因为四川军阀们认为“非翦除其部下之左派分子,则自身地位时有危险之虞”【《泸顺起义》,第75页。】,故而有计划地铲除袁品文、黄慕颜、杜伯乾、秦汉三部;国民党左派高层尚不清楚此项计划,泸顺起义部队虽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号,但并未获得国民革命军正式番号,虽经莲花池省党部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仅在12月29日给刘湘、赖心辉等发电报,确认袁品文、陈兰亭、秦汉三、杜伯乾等“同属革命旗帜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务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提出派吴玉章入川调解的意见。【参见《泸顺起义》,第108页。】二是社会动员和舆论准备不足,兼之顺庆起义又发生“抢劫和烧毁民房等情形”【《泸顺起义》,第199页。】,以致未在四川社会形成有利氛围,致使张澜等人认为,顺庆起义就应“两下罢兵,新怡解甲归田,秦、杜率军出境,一切是非功罪,静候国民裁判”【《泸顺起义》,第308页。】。

  5月8日成都《民力日报》曾有如下的报道: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不准普人行走,会津门已用铁条封锁;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沟安设机关枪两尊,小关门机关枪、大炮各一尊,会津门机关枪一尊,钟山安设大炮五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二十余层。”

泸顺起义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

  杨闇公在接触中了解到刘伯承十几年来摸索革命道路始终不渝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五、起义过程及各方应对

  在敌军压城的危急情况下,刘伯承命令秦汉三部第二团团长姚元锋率兵3个营,在城西紫云寨、二郎庙、插旗山一带担任警戒,日夜巡逻,防止敌人袭击。

中共重庆地委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初步在军队中开展政治训练,掌握、影响、团结了一批中下层军官,迫使四川军阀易帜,有力激发了广大农民、工人、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大革命的热情,是中共幼年时期领导革命的生动写照。遗憾的是,中共重庆地委虽然拉出了六支军队,却没能有效利用大军阀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得更大的工作空间,反而使大军阀们更趋于抱团对抗;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未能形成对泸顺起义的有力支撑;泸顺起义冠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制约着军队的政治身份,更因四川军阀主动易帜而无法泾渭分明,难以独立自主开展斗争。泸顺起义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起义军队个别将领关键时刻不服从正确领导,究其原因,正是军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以致于党的意志无法实现。泸顺起义确实有诸多的遗憾与不足,但它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和宝贵财富。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而且更多的是对前途的优虑。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这一方面是讨贼军在胜利面前产生骄情心理,领导层各怀私利,只关心自身势力的扩大,不想继续协力作战。前敌总指挥赖心辉属四川边防军系统,不愿看到熊克武第一军势力因战胜而强大,竟在攻占重庆后按兵不动,坐失乘胜进军的良机。另一方面敌军重新集结力量,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取代袁祖铭统领所有对讨贼军作战的军队,随即进行了连续的反攻。消息传来,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所谓党权与军权之争,是近些年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党权与军权,是指国民党的党权和刚刚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的四川军阀的军权。四川军阀之所以一直不愿易帜,就是怕中共及国民党拉走其部队。泸顺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泸顺起义》,第326页。】,军阀固然加速易帜,但也更加忌惮莲花池省党部。而中共重庆地委为节制军阀,通过莲花池省党部,致力于提高党权,宣称“一切权力均属于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81页。】。地委此举,无疑对刘湘等军阀刺激很大。4月4日,刘湘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莲花池省党部在高扬党权等问题上令他无法容忍,“提高党权之说,复启内部纷争”【《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8日。】。4月9日,刘湘等川军七军长发出通电,攻击“提高党权之说,不过排除异己之别名”【《泸顺起义》,第347页。】。刘湘等人所担心的,就是党权对其军权的威胁,一旦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提高党权,压制四川军阀军权,他们将不惮于举起屠刀,实行最彻底的镇压。

  第二节誓师顺庆

原本来看,四川两大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新生政治力量尽管实力增长很快,但总体而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有限,通过群众运动获得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而后者手握军权和政权,实力强大。但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对新兴的革命力量逐渐产生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则借大革命之势大力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镇压大革命运动的三三一惨案前,力量已发展到一个顶峰。

  沪州已是一座孤城,粮食和弹药极为困难。但由于加强了内部的政治教育,及时粉碎了反动分子的破坏,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革命秩序。起义军不占民房,不取民众财物,实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说:“沪州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只有刘伯承的革命军,不拿、不抢、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汉口《国民日报》报道:“沪城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高层、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有各自的出发点。国民党左派高层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共产党负责消除杨森的威胁,并委托刘伯承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计划给予较大的放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以民众运动、政治宣传手段等开展军事运动,争取军阀投靠革命为主;吴玉章和中共重庆地委则是要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动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地委的军事部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起义计划比较复杂,要圆满完成,不仅要内部团结,而且要外部支持;如果不能实现预定计划,起义队伍在重围之中难以独立生存。二是起义部队分别属于何光烈、赖心辉两部。四川军阀虽然互不隶属、矛盾不断,但当时大致分两派,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一派,刘湘、赖心辉、杨森为一派,何光烈、赖心辉则分属一方,因此泸州、顺庆两地起义后,如果没有广东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起义部队难以在四川打开局面。

  1924年1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召集其控制、影响的川军12支旅以上部队将领在浮图关召开会议,主题是策动起义。

  1926年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从1924年到1926年,重庆地委领导发动了德阳丸事件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渝案反英斗争、美仁轮事件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特别在1926年9月5日英国舰队炮轰万县,造成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后,掀起的反帝运动更是规模空前,四川各阶层在重庆地委的带领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袁品文展视着刘伯承的书信,激动不已。几年前跟随刘指挥官南北转战、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激情和急于改变自身窘境的强烈愿望,在袁品文心中迸发。他两次与童庸生秉烛长谈,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积极表示“以全部力量听省党部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随即派共产党员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方案。刘伯承对袁品文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又再三嘱咐做好各项准备,等待时机,听统一号令行事。

七、结语

  在泸顺起义之初,刘湘就坐镇重庆,指使川军各部先镇压顺庆起义军,然后荡平泸州。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民万余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在打枪坝举行大会。刘湘派军警特务进行镇压,当场打死打伤革命群众1000多人,随后又派遣刽子手到莲花池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等处进行搜捕,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闇公等惨遭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关于这一惨案,1959年刘伯承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

根据起义计划,泸州起义部队应当立即赴顺庆,全体部队会合后,攻击绥定。为此,杨闇公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向顺庆集中,并派员赴顺庆告知刘伯承。【参见《泸顺起义》,第173页。】然而,泸州起义部队领导人陈兰亭“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泸顺起义》,第184页。】,反对离开泸州的计划,袁品文无法指挥军队向顺庆出发。起义面临考验。

  一如刘伯承所料,四川军阀在北伐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的冲击下,为保存原有地位和实力计,纷纷宣布易帜,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依次被任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但当国民革命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一个个都暴露出反动的真面目。

同时,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也比较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更以招抚川中军阀为手段,以巩固其军中地位。8月12日,他派出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1926年8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特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第十混成旅驻在沱江北岸的小市,旅长陈兰亭原是绿林出身,被第一军收编后任余际唐部独立旅旅长,讨贼军败退贵州时率部投降刘湘,后也归隶赖心辉。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他屡屡与李章甫发生争执,矛盾愈积愈深。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争取吸收陈兰亭参加起义,解决李章甫,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通过在袁品文那里工作的邓作楷,向袁品文下达了起义的指示。

三是泸顺起义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军事斗争的一次尝试。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沪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沪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6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四、起义前夕的四川局势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

二是泸顺起义加剧了莲花池省党部与四川各军阀的矛盾,反映出当时党权与军权的严重冲突。

  刘伯承迅速作出防守部署,他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岸防守,阻止敌人从两江交会的管驿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河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城内各街日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但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但实则按兵不动;而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四川将领整理内部之动机》,《申报》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对此也感到棘手,正如他11月15日在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94页。】

  在顺庆起义发动的同时,泸州起义已在紧锣蜜鼓地进行着。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因此,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泸顺起义》,第36—38页。】

  ②《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页。

泸顺起义的爆发使四川各军阀震惧。他们认为必须立即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否则将被推翻。除杨森在泸顺起义前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外,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四人相继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利用杨森牵制刘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撤退方案。但陈兰亭、皮光泽对撤退表示冷淡,因为他们早已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官厚禄。

审视泸顺起义全过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过去对泸顺起义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了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重视。不过,大革命时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确有过关注和指导,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力度有限。北伐前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有所谋划和指示,曾派朱德等人入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并多次就四川军事工作给予指导,但没有对地委的起义计划有具体回应和指示。当起义突然爆发后,中共中央因为条件的局限也没能及时给予充分支持。当陈独秀等仍以主要精力放在民众运动之时,以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为代表的中共重庆地委以党的基本革命理论为指引,以四川地区基本矛盾为方向,以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为基石,策划启动了泸顺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声,为南昌起义的发动、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革命征程的具体写照。

  刘伯承在会上讲话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庆地委的领导重担自然落在刘伯承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到了泸州。

杨森起先更倾向北洋政府,8月14日,他不听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职务。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在9月中下旬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是四川军阀中唯一出兵反对北伐的将领。11月上旬,杨森的部队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由于刘伯承号令严明,措置得当,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泸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瞩目,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种力量。四川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对泸州义军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区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投效。

一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泸顺起义的重视和支持有限。

  当天,他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从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比较赞赏中共重庆地委的工作,看好四川军事工作前景,要求中共重庆地委做好争取四川军阀的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运动方面,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重庆地委的起义计划。

  1925年2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1925年5月,随吴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当时,中共中央确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去广州同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整顿国民党组织。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造成著名的“沙基惨案”。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同吴玉章又返回四川。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

四川各军阀向国民政府输诚完全是迫于形势,他们对易帜后能否保有军权充满担忧,虽获得国民革命军职务,却迟迟不愿就职。据省党部执委、国民党左派李筱亭后来回忆,刘湘多次想聘请他和杨闇公为顾问,他回应道:“余任党务,全川政治例应过问,何以聘为!”刘湘的反映是“骤闻此言,已隐如芒刺在背”。【参见《泸顺起义》,第192页。】从这个材料可见,刘湘希望与莲花池省党部的关系为聘任关系,李筱亭却说,过问四川政治本是省党部的职权范围,谈何聘用,这无疑对刘湘刺激很大。对于四川军阀的疑惧,中共中央指出:“诸首领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监其军,使其部下离式,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定。兼之奉、鲁军南下之喧腾,愈使其摇曳不定,仍在做军阀努力以万一保存之迷梦也。”【《泸顺起义》,第74页。】

  当时,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

四川军阀采取防区制,顺庆起义导致何光烈部队解体、地盘丢失,所以何光烈只身逃出顺庆后,不顾一切要夺回来。而赖心辉尚有实力,一心要自己解决泸州问题,因此开始时他并不愿其他军阀助其进攻泸州。据《申报》报道,赖心辉在重庆乍闻起义消息,“力持镇静态度”,并积极联络袁品文、陈兰亭等人,“在电机上谈话,磋商解决泸事办法”,并提出“袁陈两部暂时取销革军四五两路司令名义,仍受赖节制”,“改编袁陈为该军师长”等五项解决办法,对泸州义军将领诱以重利,希望将起义性质转变为内部争斗,以此平息事态,达到招安目的。【参见《川省顺庆事件之扩大》,《申报》1927年1月9日。】但刘伯承代表泸州方面回电:“‘陈袁系打倒省长赖心辉,非打倒军长赖心辉也。如赖一旦就职,即可归还建制’。”【《四川局势愈逼愈紧》,《申报》1926年12月27日。】赖心辉接电后,立即与下属商量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善后办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陈兰亭、袁品文两旅。

  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刘伯承听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进行考察,寻找中国共产党。

二、北伐战争对四川时局之影响

  12月15日晨,为集中兵力攻城西之敌,掩护全军向东转移,他命令起义军第一路出两个营,第二、三路各出3个营,共计8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向李家钰部发起猛攻。因敌人兵力众多,火器精良,起义军多次进攻均未能得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亲临西山前线督战,鼓励起义军官兵英勇杀敌。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烈反扑,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名义,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致使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甚至有的临阵倒戈,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

中共重庆地委确定了泸顺起义方案,但并没有立即起义,毕竟整个军事计划较为复杂,需要逐一落实。浮图关会议后,刘伯承即赴合川与黄慕颜商量起义细节,随后又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政治方面,中共重庆地委要求已宣布就职的刘湘等军阀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彻底打击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一直与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立,他们在上海国民党右派中央的支持下另设省党部,与左派的莲花池省党部公开对峙。1927年1月5日,莲花池省党部强硬要求刘湘执行“解散伪党部”“拿办其执行委员”“封闭反动派报馆”“惩办蓝文彬师长”“解散石青阳部队”【《省党部要求刘湘执行五事》,《申报》1927年1月11日。】等五项决定,刘湘迫于压力下令解散“右派之伪省党部”,并“通令逮捕该伪党部执行委员王育生、金励生等”,“重庆反革命派报纸新闻社一体封禁,一切反革命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肃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140页。】至此,四川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

  熊克武第一军系统在讨贼战争失败后已经瓦解,一部投归刘湘、赖心辉等,主力转去贵州、湖南、广东,分别遭到当地军阀和实力派的收编。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沪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六、各方态度的变化及起义失败

  刘伯承立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12月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本文作者:简奕,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刘伯承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动。他虽然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跟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这是新生的政治力量;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这是老牌的政治力量。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驻在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对四川工作更加重视,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很多工作,只是由于所处位置、立场的不同,着眼点和具体策略有所区别。

  第四混成旅是讨贼战争失败后由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改编的,驻守长江南岸的兰田坝。该旅许多官兵曾在刘伯承指挥下驰骋川中,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旅长袁品文曾在刘伯承属下任连、营长,归属赖心辉以后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下级官兵粮饷不足。上下都积满了怨愤,在苦闷中寻找新的出路。重庆地委先后派出邓作楷等3名共产党员前往该旅工作。早在上年9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就向袁品文转交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教育袁品文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的指挥。

[关键词]大革命;泸顺起义;中共重庆地委;“莲花池省党部”;四川军阀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起义军的英勇抗击,溃败而逃。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敲开泸州大门。刘伯承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他命令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的隐蔽构筑工事,潜伏等敌。第二天拂晓,当敌人“敢死队”张牙舞爪地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连队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三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敌“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会后,杨闇公根据各部态度,留下了驻防顺庆、泸州的部队继续开会,决定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具体部署是:起义开始后,驻合川的黄慕颜旅将队伍拉到顺庆,与何光烈的部下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挟持何光烈起义,然后驻泸州的军阀赖心辉所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支部队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集中;起义部队集中后再出兵绥定肃清军阀刘存厚,以绥定为基地,东南遏制万县杨森部,北方接应西安冯玉祥部,从而达到配合北伐的战略目的。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大为不满。对他们提出的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等主张.更是百般反对和压制。他时常越权指挥团、营长,借以架空秦、杜,伺机夺其兵权,以至除掉秦、杜。

党权与军权之争,并非当时四川独有的现象,中共中央、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之间亦有之。而在当时,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重庆地委,都尚未在军事上、政治上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充分准备,这也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重庆地委先后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陆续到达泸州。刘伯承将他们分派到各起义部队。第四、五、六路设政治部、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公文,须经政工人员签署,方为有效。1927年2月25日《国民公报》报道:“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刘伯承深入起义军各部进行检阅,检查部队素质,督促训练等各项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为着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还积极筹办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员。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准备武装起义。11月中旬,地委领导人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还确定在泸州、顺庆起义的方案。【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第76页。】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泸顺起义》,第58页。】。

  袁品文接到起义指示后,与邓作楷等进行了商议,确定了联络陈兰亭、铲除李章甫的具体计划。袁品文经与陈兰亭密商,陈兰亭欣然同意,他们又商定借军士训练学校学生毕业的机会,请李章甫来训话,然后乘机起事。12月1日,袁品文、陈兰亭依计行事,将应邀前来的李章甫擒获,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起义军于次日早晨将李章甫旅解决,胜利占领泸州城。

杨森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他一方面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他工作,陈毅因此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万县。在朱德、陈毅的影响下,杨森在9月5日英国制造万县惨案前后对英交涉比较强硬。另一方面,他又因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佩孚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省长之情,又对吴佩孚抵御北伐军还抱有希望。

  领导泸顺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泸州守城战,则是对他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及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依托“铁打的泸州”据险防守,等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这时,除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外,第二十二军马昆山师已进驻兰田坝,第二十四军张仲铭旅也迸抵龙透关。围城敌军增至28个团,共约7万人,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封建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在情势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在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时,逼何就范,宣布起义。并派人密告刘伯承。不料,事机泄露,使起义不得不一再提前。

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个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立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乔诚:《回忆刘湘易帜和“三三一”惨案》,《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刘湘因此在3月31日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遇难,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泸顺起义部队失去了领导核心。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发生,刘湘等军阀彻底同革命力量决裂,起义由此陷入绝境。

  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呈文历数刘湘依附北洋军阀荼毒川境,易帜后阳奉阴违,压制爱国民主运动,尤其秉命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等罪行,表示:“呈请中央政府,免其军职,明令讨伐,执彼鬼蜮,交民审判,扫除革命魔障,而为死者复仇,职等秉总理之遗志,誓效忠于党国,愿率所部,报命前锋,临阵激昂,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进一步作出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3页。】

  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局面。”

军事方面,鉴于泸顺起义原定计划已无继续执行可能,中共重庆地委开展了争取上级支持和固守整顿两项工作。据吴玉章回忆,杨闇公派人到武汉,请求国民政府给予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此事虽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以需要经过蒋介石为由拖延【参见《泸顺起义》,第165页。】,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公然反共,宁汉对峙后的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才承认泸顺起义军为暂编第十五军,刘伯承、黄慕颜分别为军长、副军长。【参见《泸顺起义》,第148页。】期间,中共重庆地委派李嘉仲与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联系,据李嘉仲回忆:“当时长江局书记是张国焘,找我去汇报了两个钟头,他说我谈得零乱,没有提纲挈领。”【《泸顺起义》,第217页。】可见,上级的支持有限。

  起义军在开江县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和称赞。据重庆《新新日报》3月14日报道:“刘(伯承)黄(慕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四川《国民公报》3月15日发表题为《开江民众大有觉悟》的报道:“开江民众运动,以有革命军一、二、三路驻扎该县,近来颇形发展。民众方面在回龙场已成立两个农民协会,共四百余人。

1926年的中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力量的活动,都是围绕北伐战争展开。受其影响,四川的局势十分复杂严峻。一方面是吴佩孚改变四川军政首长人选,引起高层纷争;另一方面,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方在6月联手进逼赖心辉的防区泸州、富顺等地。正当四川形势极度敏感之时,北伐战争连战连捷,时局的迅速变化使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在沪城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危险,一再劝他先行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派人与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偕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均为中共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等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于是,4月下旬开始,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人共同进攻泸州,强敌一再进攻,起义部队内部出现叛变现象,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5月23日,起义军撤离泸州,被各路军阀围追堵截之余,先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杨森分割收编。宁汉分裂后,顺庆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队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5月上旬,经过吴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闻命更感责任重大,继续坚守阵地,指挥起义军英勇作战。中共沪州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市民们行动起来,帮助运送弹药、物资,收治伤员。运输行业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木船队、预备船夫队等。城内各团体携带慰问品分赴各部队医院和前线,热情慰问伤病员和前线官兵,鼓舞沪州军民殊死战斗。

三、国共高层、重庆地委对在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认识和态度

  赖心辉虽然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总以为依仗强大兵力,便可攻下泸州。不料接连惨败,弄得十分狼狈。于是,他一面加强攻势,一面派大量奸细混入城内,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先后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在核实情况之后,总指挥部下令立即镇压。汉口《民国日报》5月21日刊登的刘伯承泸城来信中说:“前赖(心辉)部派来奸细,混进城内,煽惑军民,意图乘机滋扰,已于本(4)月17日发觉,将主谋者十余人处决矣。”

泸顺起义,就是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对峙的情况下爆发的。

  11月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他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今岳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那时,正当蒋介石揽北伐胜利之功为己有的时候,刘伯承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三人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接受刘泳润、廖划平为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同时派20名黄埔军校学生到四川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四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参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

  “三·三一”惨案以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党部被彻底摧毁,紧接着又传来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革命处在极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泸州召开军民大会,愤怒声讨刘湘的反革命罪行。

[摘要]泸顺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以及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从不同角度做了很多工作。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由于四川军阀同反革命势力的勾结,泸顺起义最终失败。泸顺起义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12月3日下午5时,秦、杜指挥所部向何光烈的帅部进攻,在城内激烈交战。由于起义军英勇作战,何光烈携家眷、弁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放火烧城。当天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并很快组织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

相比刘湘等军阀,四川军阀杨森更为各方所关注。杨森有较强的实力,长期盘踞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非常重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他要求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一些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对杨森一度寄予期待。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曾作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的判断。7月中旬,朱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返回上海,陈独秀提出两项工作供他选择,一是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说服他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易帜倒向北伐军;二是到广东去准备北伐。朱德表示,愿去四川。因为朱德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森曾向朱德允诺“虚位以待”【《朱德年谱(188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刘伯承指挥起义军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但由于泸州义军并未北来会合,寡不敌众,起义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决定起义军全部撤出顺庆。

  11月25日,即泸顺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阳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在大会上,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

  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长江与沱江的汇合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铁打的泸州”之称。起义爆发之前,驻在泸州的3个混成旅都隶属于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

  第三节苦战泸州

  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刘伯承往日的敌对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以及曾有过合作的赖心辉等人,都挂着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拥有近20万军队。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5月中旬,刘湘又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

  12月16日上午9时,双方在小老君进行激烈交火。刘伯承派部队拼死力战。但终因故众己寡,难以挡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当天下午,顺庆起义军向东北面的灯台场方向转移。到黄昏时,刘伯承和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就地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行动,刘伯承提议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

  泸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单盐税一项就达8万元之巨。李章甫占据泸城以后,百般搜刮,弄得民穷财尽,百业凋蔽,钱粮款项早已预征到1931年。加上泸城兵满为患,更使民众负担倍增。起义爆发,双方交战,又给财政带来新的困难。各部所需军费往往不如实上报,互相之间分派不均,义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机从中贪污作弊,制造混乱。为此,财政问题愈显突出,威胁着泸州军民的生计。为克服财政困难,刘伯承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21万元以裕陈、袁、皮二部伙响。并果断运用政权力量,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同时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沪州经济渐渐复苏,市场也慢慢好转,商民称便。在起义军内部,实行财政公开,每周将收入总数(主要是护商处的收入)开会公布,然后再照各部队实有人数发响。虽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称满意。

  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

  这两位革命者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时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正当顺庆的第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从重庆送来杨闇公的紧急密信,告知已严令泸州义军火速北上,并指示顺庆义军原地坚守,等候会合。

  杨闇公在一旁听后,感慨不已。对刘伯承真诚、坦率的态度肃然起敬。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应付泸州战局,重庆地委军委陆续调集力量来万县;中共中央从汉口派往泸州义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也相继到达万县。其中许多人对武装斗争缺乏认识,对战争没有经验,大家纷纷要求刘伯承讲军事知识,介绍作战经验。刘伯承便利用早晨和晚上的时间,给大家讲了十来个亲历的战斗故事。他启发大家总结顺庆起义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学习打仗,学会带兵。

  他在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使泸州城的军政财务大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大批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带动和影响整个起义军。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大会上,他到会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彻底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同时,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五、六路司令。

  正在这时,吴玉章给他以极大的关怀。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是四川各界很有声望的人物。他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顺庆是四川中部出产富庶的地区。该地驻军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原属第一军系统,但一贯拥兵自重,自谋发展,不听调遣。讨贼战争中先是与刘湘达成默契,不出一兵一卒;后待熊克武失败离川后,率部投向了刘湘,被刘湘仍委为第五师师长,并保住了原驻地。何部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童庸生等人的影响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藩、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①东是指韵目代日期表中的1日,江是指3日。

  沪州顺庆起义,是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特别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沪州守城战,实际上具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屠杀的性质。当时的舆论称沪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

  刘伯承在视察阵地后,对许团防务表示满意,同时又指出加强夜间防务的办法,命令证集全市煤气灯,挂在城墙上,在城外堆积木柴多处,必要时点燃,使敌无法靠近。随即又派人找来电影放映机,改作“探照灯”,亲自教该团掌握使用,并在该处加强机关枪两挺,迫击炮3门。入夜,“探照灯”光柱四射,敌军竞讹传是“苏俄的新式武器”,“照后不死即伤”,一个个望而却步。

  12月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整个局势变化,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第二天,刘伯承召集起义军7个团另两个营,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的红柱子上贴着长联:“英吉利、美利坚赶紧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会上,刘伯承身穿国民革命军服装,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于是,刘伯承又和黄、秦、杜进行会商,并在兵力部署上作紧急调整,改撤出城防为坚守顺庆。此时,军阀邓锡侯早已派两个团进驻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从南面对顺庆取监视状态。紧接着又加派李家钰旅4个团,从西面逼近顺庆。逃窜到顺庆北面南部县的何光烈,抓住手下的独立旅和骑兵团,并向邓锡侯部罗泽州师借来16个营的援兵,叫嚣着要“杀回顺庆报仇!”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①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米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的①中共重庆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事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观点、主义,他都要一一加以认真的思索和研究,决不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但是,当他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毅然下定决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学堂与刘伯承相知,这时已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热心劝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赖心辉托王尔常传活,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埃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并向起义军官兵讲话,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同时,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

  驻守泸州城内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第一军第三混成旅的团长,讨贼战争中敌对双方争夺泸州时拖着全旅投降了刘湘,因与刘湘有师生关系,即被刘湘任为旅长,并派驻财赋充裕的泸州城。后来,他又归隶赖心辉。他为人骄横暴戾,积怨甚多。连年来,他独占泸州粮、油、盐、百货、统捐、护商和一切税收,中饱私囊,横行四乡。对于国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挠,害怕因此断了他的巨额财赋收入,顽固地维持军阀统治。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整天与地方绅士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并暗中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勾结。袁品文部团长皮光泽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对北去顺庆的命令根本不听,而是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抱着“金泸州”发财。袁品文面对这种局势一筹莫展,致使泸州四面被困,内部日益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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